源自宫廷的技艺——刻瓷

陶瓷杂项委员会 吴学石

早在前几年，圈里的一个好友就拜托我，发现有好的刻瓷的物件一定发图给他，如果价格合适就直接帮他拿下。经常在一线“铲地皮”的朋友们都知道，碰到刻瓷的物件也不是什么稀罕事，但图案精美且又完整的物件确实不是太多。

在骄阳似火的八月，接到朋友的电话，手上有几件物件想出让，其中还有两件是他外婆当年的陪嫁物。放下电话，欣然前往，骑行在路上，炙热的阳光将大地烤得火辣辣的，人们纷纷躲进阴凉的地方，享受着清凉的风。大街上也少有行人，空调的外机“嗡、嗡”声，响成了一片。

半小时后，按照朋友发来的定位，顺利找到了地方。进了门，只见客厅的桌上摊着几件老银器，几块老玉件，还有一对刻瓷帽筒。落了民国名家王興盛的款，主体图案是传统的和合二仙（即是寒山、拾得）之像。画面充分汲取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特点，构图缜密，疏密得当，人物神态生动。两个笑容可掬、蓬头垢面的和尚，一手持荷叶莲花，谐音“和”，一手捧宝盒，谐音“合”，和合二仙代表着人们美好祝福。镌刻的线条刚劲流畅、精致细腻，虽然只是单墨色，却将对新人百年好合、家庭和睦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近百年的传承，可惜一只有点残破。尽管如此也是不常碰到。于是客气的询价，感觉价格还比较合理，麻利的付款，打包走人。

刻瓷和青花、粉彩不一样，虽然都是中国传统的陶瓷装饰技法之一。刻瓷是以刀代笔，以瓷为纸。集绘画、书法、刻镂于一身，融笔、墨、色、刀为一体的传统艺术。作为祖先留下的宝贵文化财富、刻瓷的工艺难度远胜于其它的陶瓷装饰门类。

关于刻瓷的起源，众说不一，有人认为早在东晋就有刻瓷了，不过史学界认为那只是原始的刻瓷。清朝乾隆皇帝常在自己特别喜欢的瓷器上题诗，为使御迹能长久留存，就命宫廷艺人将其刻于瓷器上，从而产生了刻瓷。以乾隆御制诗装饰瓷器，用硬质工具将诗句錾刻在瓷面上，再用墨填色，成为乾隆时期御窑瓷器的重要装饰风格。今天我们可以通过大量的实物佐证，欣赏到那些清代中期，独具一格的刻瓷艺术品。

乾隆后期，宫廷内设置的“宫廷造办处”，专门制作供宫廷使用的刻瓷工艺品，因而刻瓷工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。乾隆皇帝曾写下赞美刻瓷物品的诗《咏白玉金边瓷胎》：“白玉金边素瓷胎，雕龙描凤巧安排。玲珑剔透万般好，静中见动青山来。正是在乾隆皇帝的引领下，刻瓷艺术真正地形成了体系，并且逐步由宫廷辐射到民间。

时至清光绪年间，刻瓷艺术发展到一个鼎盛时期，存留下来的刻瓷藏品中不乏精美之器。并且按地域和艺术风格分为南、北两派，南派的委婉细腻，北派的粗犷豪放。涌现出一大批刻瓷名家，如邓石如、华法、朱友麟、陈智光等。

光绪年间高邮的李乐山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金石篆刻大师（光绪癸末年时任高邮知州龚定瀛，请邑人李乐山镌刻《秦邮续帖》嵌石砌在文游台楼下东西两壁）。还是一位优秀的刻瓷名家。笔者曾见过他刻的《二乔观书图》刻瓷茶作品，以刀代笔，运用自如。线条清晰分明，画面生动活泼，风格素雅，媚而不俗！

据了解、在上世纪初，刻瓷技艺流传甚广，尽管艺术水准参差不齐，但很多民问艺人都掌握着这套瓷器上雕刻的本领。后来因为战乱，这门技艺几近失传。解放后，刻瓷技艺已经鲜有人掌握。俗话说：“没有金刚钻，别揽瓷器活。”正是刻瓷有着创作失误不可逆转的工艺特点，被视为中国传统手工艺里的一项绝技。

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刻瓷——这门源自宫廷的技艺。在古城高邮得到了很好的传承。生于瓷刻世家的杨达生老先生在一只直径36厘米、厚仅1.4毫米、重量755克的瓷碗上，刻下了郑板桥的道情十首字体。碗壁上共有56个字，前后花了杨老6年时间。在2009年第十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国际艺术精品博览会上，获得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金奖。蛋雕吉尼斯记录保持者，李峥嵘更是以刀代笔，在瓷器上镌刻出山水、花鸟、动物、人物、书法等作品。不仅有着深厚的绘画功力，还具备了娴熟的金石篆刻的用刀方法和技巧。创作出的刻瓷作品更是錾刻技法与书画艺术的完美结合，“方寸之间容万象，古朴典雅夺天工”。

一对老帽筒，牵扯出一门具有独特的宫廷色彩和文人特色老手艺。刻瓷作品汇聚着无数的智慧和心血，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刻瓷作品，收藏刻瓷是一种我们今天对传统文化的珍视和传递。它存在着历史的记忆，诉说着岁月的故事，传达着民族的情感，让人们

感受着生活的深度和韵味。